近年来，对文学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一大热门议题。特别是针对体多性殊、时空跨度广、艺术边界相对模糊的中国古典小说而言，如何为之撰“史”，以何种旨趣为之撰“史”，更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问世百年间，历代学人无可回避的重大命题。诚然，小说史与小说史书写是有区别的，前者指向活生生的小说历史，后者则更仰赖书写者的学识和眼光——在自觉接受不同时期“小说”历史形象的同时，结合时代文化语境和自身学术意趣，对小说史的形构与表达作出新的理解和开拓。

　　 进一步看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问世之后，小说史的书写维度整体上向“学术”和“学科”分流。“学术型”小说史追求理论建构，对于典型学术命题和重要文学现象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，是其必要且突出的学术品格；相比之下，“学科型”小说史更讲求对既有知识谱系的重整与输出，倾向对“书写”本身的探求，期待读者是专业初学者，甚至相关领域的爱好者，而非业界深耕多年的行家。我们十分崇敬“学术型”小说史著的开拓精神，但也应该承认，立论越是深刻独到，初学者和爱好者就越难理解、吸收，受众群体就越容易窄化。因此，“学术型”小说史应该帮助专业人才“升格”，而非引导其“筑基”，但“筑基”恰恰是培养学术人才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。就此而言，一部真正具有学科规范与系统科学，为大多数读者所乐于接受、易于理解的“学科型”小说史，其之于当下学术研究、教育，以及大众文化修养的重要价值，是不言而喻的。毫无疑问，赵毓龙、胡胜教授新近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小说简史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简史》”），无疑具备这种价值。

　　 首先应该明确，书名“简史”，并不意味着其内容单薄，叙述简率。“简”应被理解为“简明”，而非“简单”。具体而言，即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中，抽出一条动态演进的、能够呈现诸类小说典型文学价值的、明晰且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描述线索，进而始终围绕这条线索辗转腾挪，纵深阐释。因此，尽管《简史》有选择地淡化了对部分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聚焦，但无论其结构设计还是理论分析，都依然呈现出流畅、鲜明且持重厚实的学术底色。

　　 原因不难理解，目的是“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实现较高质量的知识传播与专业训练”，强调“指导性与转化性”，追求在“以教材为线索的文本（以及伴随文本）的积累”中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与提高专业素养。如此一来，无疑是对象越典型越好，线索越清晰越好，重点越突出越好，聚焦越深入越好；而关于叙述主体“声音”的表达，则不妨尽量克制，让位于读者的直观阅读感受，引导其自主思考。

　　 就此而言，作为“实际教学场景”的书面反映，比起以往“重学术”而“轻教学”，抑或“先教材”而“后指导”的小说史撰写逻辑，《简史》的“简明”立场，其实是一种具有相当示范性和实践性的突破。毕竟，就中国古典小说（史）的专业学习而言，化繁为简的“指导—转化”比面面俱到的“灌输—接受”显然更有意义。

　　 然而，我们解读《简史》，不能停留于表面上的“简明”形式，更应该看到简明形式背后的复杂性，也就是内容阐释的深刻、形象、多元与系统。“深刻”是就该书对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学命题的分析力度而言的，如对唐传奇、拟话本、六大奇书的论述等，都体现出著者由作家勾连文本，由文本深入文学，再由文学延及文化的精心设计与独到思考。而所谓“形象”，则指该书思辨的灵活，即不满足于“为旧史作注”，力求在充分吸收前学成果的基础上，对新理论、新方法进行横向转化，试图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面对小说史书写的“常规话语”作出独具匠心的解读。如讨论“小说”概念时，著者便兼顾古今中外学人的观念，在对比与扬弃中加以界定。

　　 同时，称其“多元”，既意指《简史》对不同历史时期、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理论经验的适当“借用”，也强调著者“立足于文学而不囿于文学”的学术视野。如着力发掘小说的文学性和审美性，也看重其通俗性和社会性；在深度分析其叙述技巧、结构特点的同时，也时刻注意将相关论述擢升至不同层面的理论维度，可谓文学、文化、理论三管齐下，各种批评范式往来交互，多门学科理论辐辏齐聚。

　　 至于“系统”，则意在标榜其规范性和科学性，即无论著者的叙述如何灵活多变，视野如何广阔，如何在小说史“景观”的远近、主次、详略关系之间往来纵横，其具体论述内容和结论都始终紧紧贴靠主流，且逻辑主次分明，章法井然有序。可以说，这种在注重基础教学的同时全方位凸显理论厚度的描述策略，成就是十分突出的。

　　 近年来，陈平原等业界名宿一再发出号召，“述学文体”应自有学人风格，学术文章的创作并非一定要刻板拘谨，专业著述的书写也无须完全遵从既定的话语成规。换言之，既做学问也做文章，既重学识也抒文气，这是当下学术生产潮流的一大趋势，而《简史》毫无疑问走在了前列。可以说天辰官方，本书无疑是一个重释、改造“述学文体”的典型个案。

　　 当然，《简史》的撰写，不仅关乎著者对实际教学经验的提炼和体悟，也与其本身学养密切相关。赵毓龙、胡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，其既有《西游戏曲集》《西游说唱集》等文献资料的整理著述，也有《明清神魔小说研究》《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》等学术观点鲜明的文学批评著述。可以说，正是著者文献整理与文学批评并重，学术视野与理论方法共生的学术涵养，造就了《简史》的鲜明风格。

　　 总而言之，《简史》一书生发于古典小说教学的实践经验，生长于著者本身之于古典小说研究的学术积累，蝶变于其长久以来的深刻思考，成型于其独特的“述学”风格，从而最终体现出教学指导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创新价值与典型意义。

　　 （作者：王珏，系辽宁大学副教授；胡又文，系辽宁大学研究生）